昔日“大长今”遭遇车界暗流,面对宏观环境的改变,北汽福田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战略转型。
2005年的车市,就宛如深秋十月的北京,有些凉气逼人。
但在北汽福田人的心目中,却有一团火在燃烧。由于宏观环境的限制,汽车行业在2005年遭遇了寒流。这家在过去9年间,以年均50%的增速成长的企业同样未能幸免。尤其是重卡,随着公路治理超载放松、铁路运力提升和燃油价格上涨,销售回落更为显著。
福田人急了,尽管已是夜晚10点多钟,北汽福田厂区仍是人头窜动,对于福田人来说,加班是家常便饭。而在远处的住宅区,却是一片争看韩国励志片《大长今》的热闹景象。
面对今年突然转恶的行业气候,福田汽车的创业元老、党委副书记赵景光坦言目前高层的压力很大,“今年大局已定了,利润、销售目标肯定完不成了。”但赵同时指出,这是调整期的必然现象,福田应借此机会加强内功,为新一轮的发展准备。公司预测明年大环境会有所好转,后年将开始新一轮的快速增长,2008年达到高峰。
目前北汽福田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战略转型。
“大长今”福田
在2005年前,北汽福田的战绩堪称彪炳,加之成长背景,或许也称得上是中国汽车业的“大长今”。
与业内其他企业相比,福田入行时一无合资背景,二无现成的品牌可借用,有的只是生产经济型卡车的经验与背景。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政策壁垒重重的行业中,北汽福田如“大长今”般,日渐显示出坚韧和顽强。
2004年,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字显示,全国自主品牌汽车为200万辆左右,福田以34.1万辆的产量荣登自主品牌销量之冠。
曾在底特律通用、福特公司历练多年的北汽福田总设计师邬学斌,2002年因不甘心“世界汽车工业的最后一块蛋糕被韩国拿走”,回国考察了多家整车公司之后,正式选择进入了福田公司――一家多年前只是生产农用机械的整车企业。
据说,邬最终将梦想定格于福田的重要原因是:“这家公司对市场的把握能力令我非常吃惊。”
邬所看重的福田“对市场的把握能力”,正是指福田对公司整体策略的制定、执行以及最终结果的把握。
把握策略
众所周知,中国汽车工业是“计划色彩”非常浓厚的产业。在1996年福田初创之时,没有汽车整车生产资质,因为国家当时对汽车生产实行目录管理,才能生产汽车。这相当于小孩必须要有出生证,否则就是“黑孩”。当时的福田,尽管抱定“汽车梦”,也只好退而求其次,面向农村和城乡接合部,提供经济型卡车,谋求循序渐进。
经过将近两年的积极申请,直到1998年4月,几乎就在原机械工业部撤并的同时,福田取得了汽车整车生产目录,一夜之间改变了公司的命运。福田至此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汽车生产厂商,从而开启了商用车崛起之路,并于同年在资本市场成功上市。
尽管公司在1998年取得的还仅仅是轻卡生产目录,并不能生产中、重型卡车(公司在2001年才拿到重型卡车的目录),轿车就更不必说了。但这对于此时的福田来说并无大碍,它正好承接了之前的产品和市场。随着国家经济发展,城市物流兴起,广大城乡运输户也越做越大,越来越迫切需要长途运输,中重型卡车的需求自然被放大。福田不肯放过机会,紧锣密鼓地争取中重卡目录,直至2000年进入商用车全系列。
在福田成长过程中,各种各样的制约因素始终存在,而汽车产业也经常会遭遇宏观环境的较大冲击,这些因素难免会给企业带来市场竞争之外的困扰。对此,副总经理吴越俊却很乐观:“命运看似不掌握在自己手里,但可以把握策略,至少你能够充分预见环境出现的变化,然后提前调整。而中国5~10年内整个汽车业的增长态势和宏观环境是可以预期的。”
相比奥克斯等民营企业进入汽车行业的“速战速退”,福田深知“失败退出的成本会更高”,为确保不出现重大失误,公司在选择进入任何一个细分市场时都格外慎重,而赖以决策的全部依据,则是来自产品战略研究。在福田公司的办公楼里,你随便询问一名员工,他都会告诉你,“竞争战略研究”,是福田的“看家法宝”。
福田的“看家法宝”
站在深夜的沙阳路上,可以看见正对的两栋办公大楼上,很多窗子还依然亮着。特别是在营销公司的5楼与总部的4楼,都各有一间大办公室灯火通明。虽然分开两栋楼,但是同属于做竞争战略研究的部门,在总部被称为战略发展部,在营销公司被称为市场发展部。
记者见到一位正在战略发展部的办公室里埋头加班的员工,她正忙着赶一份产品战略分析报告。这是她今年做得第二份相同类型的报告了,3月前她刚完成一份,或许是市场环境变化太快,现在需要做第二个轮回的报告了。“在很多外企,这种宏观层面的战略规划,通常一年只做一次,”这位曾在多家外企工作过的员工感觉福田很不一样。
而对面5楼上的员工同样在加班赶报告,不同的是他们的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市场需求、竞争对手以及消费者行为做更深入的分析研究,嗅出市场当下与未来的“流行”趋势。
虽然有人估计,若把两边合并效率会更高一些,更可节约人力资本。但做过多年战略研究的副总经理吴越俊却坚信,对于整个项目而言,必须要有宏观、中观及微观等各层面的分析,才能为决策提供准确科学的依据。如果两边合并,势必会脱离市场,造成市场分析的准确性下降,导致结果与实际偏离。
吴所指的微观层面,是指在各区域市场一线的分公司层面,除了销售和服务人员之外,还设有30多位专职的市场研究人员,他们负责随时随地调研市场的微观动态,并及时向营销总部反馈市场信息。目前福田共有100多人在做企业战略和市场竞争策略方面的研究工作,这在其他公司是很罕见的。
在汽车领域,福田重视战略研究是有名的。事实上,福田在96年刚刚成立的时候,就组建了这个部门,开始就有40多人。这是缘自总经理王金玉的理念,因为他是一个“不轻易做决策”的人,任何的决策,都要有扎实数据的支持。可是福田诞生时,已有几十年历史的一汽、二汽、重汽哪个不是赫赫有名,加上众多的中小汽车企业,福田只是一家一名不闻,也没有什么特殊背景的小企业。
饥饿的人总是清醒的,当初很多人觉得战略部门看不到什么实际收益,似乎没必要设立。但王金玉一锤定音:“也许现在还看不出来,但是将来它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”。目前福田战略研究部门的员工普遍都是硕士学历,薪酬也高于其他部门。
全系列发展
福田因轻卡名振江湖,但轻卡的成功并没有让福田高枕无忧。因为福田觉得,从全球汽车产业发展历程和趋势来看,产业整合度越来越高,美国汽车厂商最多的时候曾经有1000多家,现在仅仅剩下两家半(通用、福特与合资海外的克莱斯勒)。而企业的整合能力与优势很重要的一点是取决于规模,放眼望去,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汽车巨头都选择了全系列发展。
靠单一产品(轻卡)打天下是走不远的,通过战略研究,福田认识到,随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,随着物流业的发展,包括重卡在内的商用车的需求将会呈现快速增长。
于是在2000年,福田开始了全面战略调整,全面向全系列商用车(即客车与卡车全系列)领域拓展,有意做成全国最具竞争力的商用车企业,并将此定为第二阶段的目标。
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看,乘用车基本上由“洋品牌”主刀,而商用车则恰恰相反,本土品牌占据了90%以上的市场份额,不但是跨国公司无力与本土企业竞争,在商用车领域合资的企业也乏善可陈。福田选择全系列商用车,想必是综合评估了自身资源以后的“量力而行”。
那么,有了技术储备,融资能力,对市场又有深入的研究,进入全系列商用车领域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自主研发永续成长
事实上,福田轻卡刚推出的时候,技术上并没有什么重大突破,它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找准了细分市场。但随着市场的不断挖掘,这种细分领域自然会越来越少。福田早就意识到,制造企业的生命力,必须奠基于自主的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之上,特别是进入全系列发展,更要考验企业的持续研发、创新能力。
多年来,福田对自主研发的投入可谓是不遗余力,平均投入额超过了营收的4%,领先于业界,其中奥铃一个项目就投入了3.7亿元。
福田公司自主研发的核心部门——福田汽车工程研究院,是国家认定的技术中心,拥有近2000名各类专业技术人才,其中包括20多位效力福田的外籍专家和归国人员。除此之外,福田广泛与各大科研院所,海外研发机构合作,构成了强大的研发体系。
总设计师邬学斌回国后发现,在中国汽车界,与海外资源合作,做“交钥匙工程”都做上瘾了。“交钥匙工程”就意味着,一切他人都包了,你可以在家喝咖啡了。像发动机的电控系统,国内绝大部分公司都是托付给美国德尔福、日本电装、德国博世等几家公司来做,然后再帮你调试好。结果企业无法掌握这项核心技术,始终受制于别人。
邬却表示,“我们从来不做‘交钥匙工程’,不会呆在家里喝咖啡,如果对方开价580万,那我们可能只付58万。”福田同样也会跟博世、德尔福等公司合作,为什么可以只付1/10?原来福田的做法是,把对方请到公司来,与福田的工程师一起组成项目组,大家从头到尾一起合作,一轮、两轮、三轮下来之后,如今福田已能够独立去做电控喷射的匹配了,而那些接受“交钥匙工程”的公司还不得不仰人鼻息。在合作过程中,都是福田自己提出技术要求和验收标准,自己做项目管理。“这正是自主开发的核心所在,这一点非常重要,否则就会失去技术话语权,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开发了,”邬说。
可见,福田强调的自主开发,是“自己主导”的开发,而决不是简单的“自己开发”,只要守住自主知识产权,什么形式都可以用。比如在电控项目中,是福田首先设定目标,让对方的基础技术(即“源程序”)为我所用,一旦这个“黑匣子”跟福田的发动机结合,那么一切的应用成果包括知识产权就属于福田,上面的所有接口福田都有权进行调整。
显然,这种合作式的自主开发,一方面使得研发费用大大降低,另一方面公司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迅速提升。此外,曾在底特律汽车城历练多年的邬学斌觉得,往往技术越成熟的企业也就越死板,而灵活、与时俱进恰恰就是福田另一优势。
邬在福特工作时,曾遇到一件难忘的事情。邬在工作中发现,一些新技术标准的出现完全可以替代并淘汰若干老的标准,新老标准同时执行会浪费很多资源。但是公司对于执行多年积累下来的技术标准一向很严格。于是有一次,邬学斌忍不住就去找上司,一位非常优秀的伊拉克籍的老工程师。他听完之后说:“OK!年轻人,那我们设想一下,如果我们工程师凭经验淘汰了那个老的标准,万一发生了车祸,跟这个指标有关,然后律师发现有你和我的签字,那么我们会怎样?”邬坦言自己会丢掉工作,上司则可能会去坐牢。对方接着问:“你分析得很好,如果不淘汰老标准又会怎样?”邬回答,“会多费很多时间,并且公司多付出20万美金。”对方哈哈大笑:“OK,现在你自己选择吧!”
“他说得很有道理,从理论上讲,什么都有万一,”面对这种“比国企还要国企”的成熟体制,邬当时感觉很无奈。“但是在福田,它的技术标准只要我批准就可以了。”
在跟美国一家汽车座椅公司合作时,福田发现比公司的目标成本高了50元,而对方不肯降价。在讨价还价时,福田发现对方的设计中,座椅靠背是可以调节的,对方的技术标志是将每一挡的调节幅度定为0.5度。但福田经过测试,认为1度之内人体几乎没有感知,于是提议将0.5度的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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